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脚注传统之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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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怀宇教授

摘要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不仅有西文期刊出版，也有中文期刊出版，但西文期刊一般都按照当时欧美学界惯例使用脚注传统，尽管并非每篇论文都如此。然而现代史学的脚注传统并非一开始就随着新史学出现而被中国史学界接受，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史学刊物，但是当时并没有统一的论文写作和发表格式，各种刊物在学术规范方面自行其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史语所集刊》）创刊时，尽管是横排出版，对脚注规范并不措意。语言学和考古学学者看起来更早接受脚注使用规范，因为语言学和考古学乃是域外输入的新学问。而史学因为历史悠久，反而接受脚注传统更缓慢。不过，到30年代越来越多有海外游学经验的年轻学者使用脚注规范。日本学者虽然早在19世纪末在欧美发表论著时已经接受当时流行的脚注，但在日本本土仍然因为使用直排印刷的缘故并未普遍接受脚注，也是到30年代才逐渐改变。而脚注作为外来语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逐渐进入各种英华或华英辞典之中。

关键词

脚注；历史语言学；史学期刊；外来语；英华辞典

引言：必也正名乎!

什么是脚注？为什么研究脚注？脚注值得研究吗？可能每个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不同。如果我们将脚注（footnotes）视为现代史学（modern historiography）的产物，那脚注对于学术工作者来说已经是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都离不开脚注。在西文学界，以研究而言，很多学校在审查入学申请时即要求申请人提供一个写作样本，通过这个样本了解学生对一手文献的阅读和分析以及对二手文献的掌握程度，其中脚注和参考书目（bibliography，references，works cited）即是非常重要的参数。脚注技术在整个研究生生涯中乃至毕业后从事研究工作之后将不断得到加强。而大学老师上课准备教案，给学生布置作业，如果涉及写小论文，必须为学生提供详细的写作格式说明，告知学生要求完成的小论文长度，做注释方式，是否需要提供参考书目等等。目前西文人文学界有两种常见的格式，即所谓《芝加哥手册》（The Chicago Manual）格式和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格式，无论哪种格式，脚注的使用都是必须的。

最新版《芝加哥手册》

很多学界读者都更习惯脚注而非尾注（endnotes）或夹注（intext notes），正文中间的夹注常常因为篇幅有限，只有作者和发表年代及页码而提供信息有限，尾注则不时需要读者翻到文章或者书后部分才能看到引用信息，也颇为不便，因此脚注最受欢迎。对脚注的审阅也是抓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利器，很多心术不正的学术抄袭犯往往将他人的研究成果化为己用，不注明实际出处，而直接以引一手文献的方式进行“洗稿”，从而在表面上让不熟悉具体内容的读者看上去以为是作者自己的发现和论述，实际上真正的学者一眼就能通过这样的伪注看出真相。荣新江先生已经提示过“现代学术是现代科学主义的产物，它发展出的规范都带有西方文化的特点，中国是在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以后，才慢慢接受比如标点符号、引文注释等学术写作规范的”。现代学术的国际规范与一套严格的格式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同国家的学者也才能更好地在同一层面上进行学术交流，而非闭门造车、自说自话。

什么是现代学术的普遍格式？美国学者隆德（Roger D. Lund）说，献辞（dedication）、序言（preface）、脚注和引得（index）乃是现代学术的惯用手段。但实际操作中，中文和西文论著并非四者皆备。中文著作常常要请人作序或者有自序，然后自己写个后记或者跋（postscript），而序跋在西文学术论著中现在并不常见，请人写序更是几乎绝迹，因而隆德并未涉及于此。西文论著中比较常见的献词和铭谢（acknowledgments）在中文论著中单独列出是非常罕见的，而往往作者更愿意在后记中列出致谢名单。西文书一般有索引，而中文书较少在书末附上索引。参考书目也有类似的情况，但并非每一本学术书必备。索引和参考书目可以帮助读者快速了解作者使用参考文献的范围及其对本领域研究进展的熟悉程度，而不需要翻遍全书。如果没有参考书目，会对读者造成一定程度的不便。像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卞僧慧编《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等等都没有参考书目。假设读者看到一本相关论著或论文，想看看陈著或卞书引了没有，就非翻遍全书不可。因此，任何一本学术论著都最好能列出脚注和参考书目。

陈寅恪著《柳如是别传》

80年代开始，脚注史逐渐作为学术史、史学史上一桩大事因缘进入欧美学者的视野之内，一方面得益于西文学界对人文学科史（history of humanities）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80年代日益繁荣的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和书籍史（history of books）自身发展的结果。在西文学界，很早便有学者注意到脚注的学术史，早期比较重要的一篇论文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古代史学者鲍尔索克（Glen W. Bowersock）发表于1984年讨论吉本脚注艺术的小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早期欧洲近代文化史专家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的注意，1994年他开始在《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期刊发表一篇文章讨论从德图到兰克的脚注史，随后在第二年利用在柏林高等研究院访学的机会出版了一本德文小书，最终于1997年刊出了他集大成的研究著作《脚注趣史》。他指出， “从文法家的注疏、到神学家的隐喻、再到语文学家的校订，没有一种传统的注释形式是与史学的脚注完全相同的。现代历史学家们要求的是，对历史的每一段新颖叙述都附有系统的注释，作者在其中要写明史料。这是职业化了的历史学科的学界规则”。在他看来，脚注在史学中的扎根源于19世纪德国新式大学体系倾向于原创而非叙事，脚注和文献附录更被年轻一代史学家重视，他们更乐于选择史料考证并在博士论文中使用详实的注释，这样才完成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匹配。格拉夫顿的研究表明，脚注作为一种现代史学书写和发表形式的功能和意义在于，它标明了一手证据，保证文章在本质上的创新性，也指出了避免二手资料在形式和论点方面破坏文章的创新性，其意义则在于确认了该篇史学著作出自一位专业人士之手，对专业人士的证据来源提供一种合法性和权威性。脚注发挥了两种功能：一是说服，使读者相信历史学家做了相当数量的工作，已经足够在学界发声了；二是指明历史学家确实使用过主要史料，提示有批判眼光和持开明态度的读者去挖掘历史学家诠释文本的过程。他将史学脚注的性质和功能与传统注释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并赋予其在史学现代化、专业化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意义，都深具启发性。

由于格拉夫顿特别熟悉近世欧洲史家吉本、兰克等人，他的这本著作主要在欧洲史学史的框架内讨论脚注的演化。尽管他也注意到神学家、哲学家和语文学家甚至作家对脚注发展的贡献，但未涉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兴起过程中脚注的演化。2002年，知名记者泽比出人意料地出版了《魔鬼的细节：脚注史》一书，将脚注最初的出现归结为17世纪英国文学传统的发明。实际上，随着近代学科分野的出现，在人文学科之外，自然科学的影响、印刷技术的演化对脚注的兴起均有影响，格拉夫顿也注意不多。尽管他对科技史并无太大兴趣，但他对书写史和印刷史亦颇具功力。17、18世纪科学实验的发展，实验报告、科技论文的写作中如何使用脚注，是否影响其他学科，脚注的使用如何受到印刷技术的影响等等，也许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安东尼·格拉夫敦著《脚注趣史》

如果我们将视野转向东亚，情况似乎更为复杂。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国和日本学者书写和发表论著的传统方式长期以来都在纸上留出天眉地脚，以便读者做笔记，书籍出版都是直排，现代脚注传统是域外所传，也存在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毕竟传统印刷方式不使用脚注也受到竖排的影响，西文是字母文字，横排看起来比较舒服，竖排的西文很难看，不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这又涉及书写、印刷与知识的获得与读者认知的过程。比如，希尔伯特（Betsy Hilbert）注意到技术因素对学生尾注和脚注使用的影响。她指出，20世纪60、70年代的学生疏于计算页底预留做注的空间，常常与教授达成妥协使用尾注，但他们的方便却对读者造成困扰，因为人们不得不常常翻到后面去看其注释。

尽管史学中的现代脚注是舶来品，注释（notes，annotations，explanatory notes）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漫长的传统，名称也非常多，甚至有时候脚注和注脚在一些近现代学者的作品中也是混用的。而古人所谓传、注、疏、解、释、正义等等，都是广义的注释，很多作品本身就是注释，有名者如《左传》（《春秋左氏传》）《易传》《水经注》等等。这些注释与脚注是有区别的。脚注这一名词在汉文文献中出现也很早，有学者指出早在唐代佛教文献中即已出现，即指页脚的小字注文，即便是写本如出土于吐鲁番的唐代户籍文书也使用了脚注，即用小字列在正文下方的注文。不过，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之注释功能做过清晰的阐发，他说“史籍既多，则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等之于《史记》，应劭、如淳等之于《汉书》。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前者于史迹无甚关系，后者则与本书相辅矣。考证者，所以审定史料之是否正确，实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梁启超对传统史学注释的阐发与现代史学脚注的功能较为不同。史学中的现代脚注功能显然更为广泛而复杂，既要引用一手文献以支持正文中的论证，又要引用二手文献以便提示一些观点来自最初的发明者，而读者也通过脚注来认识与理解作者研究的可信性与诚实性，如对其他学者的尊重程度，并通过脚注了解更多相关研究信息。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

正因为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存在各种注释形式，这种现代脚注形式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史学中被完全接受要迟至20世纪中叶以后。我的这一研究虽然受格拉夫顿《脚注趣史》一书的启发，但关心的问题和处理的材料完全不同，也不会像他那样专注于几个重要人物，且将讨论的时代拉长到三个世纪。我关注的历史时段大约是半个多世纪，主要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并按照我所理解和分析的脚注传统发展转折点（turning points）分为两个主要时期，即清末民初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50年代。本文将从近代东亚史学的大背景来追溯现代脚注之演进过程，着重分析近现代中国和日本史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如何看待、接受和使用脚注，本土学者和留洋学者对于脚注的使用是否存在差异，中日学者对于这种域外学术传统的态度又有何异同，另外也简单提示脚注作为外来语如何在近代东亚辞典和工具书中出现并被逐渐认知和接受。

荣新江著《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

一、现代脚注传统之演进：《史语所集刊》及其时代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无疑经历着巨大变迁和转型。1922年 8月28日, 胡适在日记中评论了当时活跃在学界的知名学者：“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这里面胡适所谓“旧式学者”基本上都不使用脚注，过渡学者早期也不用脚注，后来受到学术新风气影响，梁启超、胡适也逐渐开始使用脚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不少人使用脚注，但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格式。而同时的留美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研究院以英文撰写博士论文一般都使用了脚注。

胡适

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脚注之重要性，如钟鲁斋在1935年出版的《教育之科学研究法》一书中即专门谈及脚注的位置：“注脚应该放在何处，则看原本的分段如何。大约中文著作可放在每页的后边或下面，每节的后边或是每章的后边。英文的著作多是放在每页的下面，必画一线以与正文隔开。”他虽然用的是“注脚”一词，但这里指的就是学术著作中的脚注。后文我将讨论到，现代社会科学作为舶来品，比史学更容易接受欧美现代学术的影响。这里可以看出教育学论著的一点端倪。当时眉批和脚注是并用的，如郑振铎在编选新文学散文集时所说，“但是向来的选家习惯，似乎都要有些眉批和脚注，稳算称职，我在这里，也只能加上些蛇足，以符旧例。我不是批评家，所见所谈也许荒谬绝伦，读者若拿来作脚注看，或者还能识破愚者之一得”。他说的主要是文学领域的情况，民国史学在使用脚注方面也同样较为复杂。何炳松是前清秀才，又获得普大硕士，但其回国后作文仍然是中国式的，没有脚注。1924年，何炳松翻译出版了鲁滨孙的《新史学》，以直排印刷，使用了尾注。1934年9月10日，何炳松发表《教育杂志》复刊辞也有六个尾注，且明确标注出注一、注二、注三、注四、注五、注六，其中注一和注三合并为一条，注五为中文参考书：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六一页。

我们先看看一些学术刊物。20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一些史学相关刊物，如北京高师史地学会主办的《史地丛刊》、南高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中国史地学会主办的《史学与地学》、北大国学门主办的《国学季刊》、清华国学院主办的《国学论丛》、中国史学会主办的《史学杂志》、燕京大学史学会主办的《史学年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等，30年代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专业史学刊物，如《禹贡》和《食货》，以及综合性大学学报，如《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等。但本节将以民国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学界旗舰刊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在华教会大学创办的《燕京学报》为例来看看所谓“旧”史家如何实践现代史学的学术规范。

陈宝云著《学术与国家：〈史地学报〉及其学人群研究》

选取这两家刊物的理由如下：《史语所集刊》由史语所创办，聚集了当时中国史学界最为活跃最有代表性的一群学者，也是中国人文学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刊物，作者和他们的文章不仅涉及史学，也涉及史学与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的相互关系；《燕京学报》则代表当时在华教会大学的学术传统，其作者很多都有留学背景。同时，也可以将这些刊物与当时在中国学界广为人知的一些西文刊物作一比较。应该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流寓中华的人士在华出版西文刊物屡见不鲜，如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即在华出版定期刊物《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该刊在格式上与英伦本土的刊物并无差别，使用规范的西文脚注格式（1858—1948年在华出版发行）。早在民国初年，中国创办的英文学术刊物，已经开始采用脚注, 如1916年创刊的《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这是1915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社会政治学会会刊。该学会由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与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倡议仿照美国政治学会的模式建立。该刊上发表的不少文章都非常规范，学术规范和格式方面显然参考了1906年创刊的美国政治学会会刊《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而北平天主教辅仁大学在1928年创办后不久即在1935年开始出版发行西文刊物《华裔学志》，其编委会组织中外人士各占一半，体现出一种中外结合的方式。

傅斯年作为史语所创所所长，在《史语所集刊》创办中起了很大作用。《史语所集刊》首刊于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作《发刊词》，紧接着是署名史语所筹备处所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实际上傅斯年是主要执笔者，除了阐述历史学与语言学的研究宗旨，亦揭示史语所研究之范围，提出了“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以及“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等口号，这反映了傅斯年与欧美人文学科特别是现代史学接轨的愿望。《史语所集刊》从一开始创办即使用横排，在刊物扉页的附白的确简短地提到了格式问题，但只提到要有目录、检题和英文或法文提要，外文论文则要附上汉文提要，完全没有提到脚注或尾注问题。如果略加考察，不难发现《史语所集刊》当时可以发表中、英文论文，可谓是双语刊物，因为刊物以横排出版，如果使用页下注，即是脚注（footnote）形式。但1928年10月印行的第一本第一分一共发表董作宾、商承祚、胡适、丁山、余永梁、容肇祖、傅斯年等七人的八篇论文，其中丁山两篇，都是文史考证文章，无一使用脚注或尾注，全都直接在文中引用传统古籍，连以文中夹注提示版本者都未见，可见七位学者仍然是传统的文章写作方式，尽管这七人之中胡适、傅斯年有海外游学经历，前者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者曾游学欧洲。

桑兵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史语所集刊》第一篇使用脚注的文章，也是它发表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乃是十月革命后长期旅居中国的俄国学者史禄国（Sergéi Mikháilovich Shirokogórov，1887-1939）的《记猓猡音》(Phonetic Notes on a Lolo Dialect and Consonant L.)，载第一本第二分，1930年5月出版。该文第一个脚注提示了文章的材料来源于他1928年去云南东南部地区所做的田野调查，第二个脚注提示了当地人的语音标注形式，引用了法国传教士田德能（Alfred Liétard, 1872-1912）和邓明德（Paul Vial, 1855-1917）所著研究云南的法文二手文献，注出了页码，也对他直接引用的法文原文进行了辨析。这是标准的现代史学脚注形式，明确提示二手文献，让读者了解他进行学术对话的对象。而 《史语所集刊》上第一篇也许勉强算有“脚注”的中文文章是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之所以说它勉强算事，因为它只是简单在第110页的页脚标示：“注一、马融后作康王之诰；注二、或不始于郑君。”甚至正文中连数字标示都没有，内容起不到标准脚注的功能，未提供参考文献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观点的证据所在，并不能算真正的现代脚注。文章落款云“中华民国十九年一月写于北平”。而“此文主旨，大体想就于六七年前旅居柏林时，后曾以大意忽忽写投顾颉刚先生，为顾先生登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十四期。今思之较周，节目自异，然立论所归仍以前同。附记于此，以标异同”。陈垣在《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上关于辩机的文章《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已经有绪论、余论，但没有注释，这一点和他在《华裔学志》上发表的英千里译英文文章在体例和格式上一致，也和他给陈乐素所写的信中对脚注的态度一致。

史禄国

当时史语所的历史组由陈寅恪负责，他主要是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史语所研究员，但他在《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1930年6月出版）发表的《大乘义章书后》（第121—123页）一文没有任何尾注或脚注，所引佛教文献如《大乘法苑义林章》《宗镜录》《大乘义章》《续高僧传》《妙法莲华经玄义》《集古今佛道论衡》等，均未提及任何版本信息。在文章最后一段稍微涉及一点版本信息，云《大乘义章》有日本刊本，卷一标题下有“草书惑人，伤失之甚，传者必真，慎勿草书”十六字，然后举他所见敦煌文书佛经注疏大多是草书，以此说明中古时期古人传写佛典时以真书写经论而以草书写注疏。陈寅恪引用的资料版本，都以人名为标志，如某某人抄本、刊本等等，如《蒙古源流》施密德校译本、某某拓本、某某转录本等等。举其《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版）上发表的《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第1—5页）为例。文中所引一手、二手文献均未使用脚注，亦无尾注。所引汉文传统古籍如《新唐书》《资治通鉴考异》等仅举出卷数或篇名，如《新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考异》卷21《唐纪》卷13等等，并无版本信息和页码。所引《蒙古源流》亦仅称坊刻本。不过提到藏文《嘉剌卜经》时提示是Emil Schalgintweit的刊本，并举出了页码和行数。而《蒙古源流》满文译本系来自景阳宫，他还参考了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所进呈的蒙文本、彭楚克林沁所校对的中译本、施密德（Isaac Jacob Schmidt）的蒙文校译本，并指出施密德本更佳。然而对于这些文本，无一提供了具体的出版信息。而对于拉萨的《长庆唐蕃会盟碑》中的吐蕃文，他使用的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藏缪氏艺风堂拓本。不过，在引用托马斯（F. W. Thomas）对会盟碑上吐蕃文赞普名号的考证时，倒是以夹注的形式列出了具体的刊物《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RAS）和文章名（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以及出版年代（1928）和页码（pp. 71, 72, 76）。后文也以夹注的形式提示了高楠顺次郎英译《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义净的“持”字对音。文章最后的附文提及他检视了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中《八婆罗夷净》附载当日吐蕃诏书，不过未提供具体信息。当时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尚未进行具体编目，因此不可能引用和提供具体文书编号，陈寅恪无法提供具体信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作为曾游学海外多年的学者，陈寅恪在使用脚注方面却完全是中国传统学术文章的做派，看不出任何西文学术传统的影响。考虑到他在1925年回国前并没有发表正式的学术论文，这种不使用脚注的习惯并非长年累月的积习，而更应该看作是一种个人的选择，甚至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体现。换个角度而言，这也可能是因为他和王国维声气相通，在写论文形式上和王国维一样接受中国固有传统之影响。王国维没有在欧美的留学经历，但和伯希和等旅华学者有所过从，他虽然曾流亡日本京都并与当时日本一些活跃在关西地区的汉学家交往，但那时新式学术论著的形式在日本学者中并不流行，日本汉学家们并不用脚注，因此王国维也未在日本受新式学术论著形式影响。

 陈寅恪评论王国维的学术之所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主要在于“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前两者主要指使用材料的方法，用考古出土文物和西域胡汉语文献来与传统旧籍相互发明，第三个评价则是从治学方法和角度来说的。完全没有提到新式写作格式，似乎说明他们这一代人其实不重视写作格式。换言之，对他们而言，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论文使用新材料、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看法，做出新贡献。

王国维

如果将陈寅恪对于脚注的态度和实践与他同时代的欧美日本学者进行比较，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陈寅恪的欧美与日本同辈学者，大多数都开始使用脚注，而他上一辈学者，或者说他老师辈的学者，东洋学者并无使用脚注的习惯，而西洋学者则已经使用脚注。与陈寅恪同辈的欧洲和日本学者，无论是研究梵文文献的诺贝尔（Johannes Nobel, 1887-1960），还是研究唐史的白乐日（Étienne Balazs, 1905-1963）与玉井是博，在出版论著和发表文章时都使用了很规范的脚注格式。诺贝尔和白乐日是陈寅恪20世纪20年代初在柏林大学留学时的同学，而玉井是博在1930年访问北京时与陈寅恪有过从。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印度学老师吕德斯也使用脚注，尽管陈寅恪在早期有关东方学研究的论文中曾引用吕德斯的研究成果，但只是按照中国传统书写习惯使用文中夹注提示，并不接受西文常见的脚注形式。是以他的早期文章在格式上完全看不出来他曾受过良好的德国东方学教育。玉井是博的老师内藤湖南开始发表文章时也不用脚注，后来在20年代后期其早期论文结集出版时则增加了尾注格式，比如1912年东京弘道馆内藤湖南出版的《清朝衰亡论》无注，1924年9月京都弘文堂所刊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无注，昭和四年（1929）八月京都弘文堂所刊内藤湖南《读史丛录》，多半为明治末发表的论文，当时都没有注释；但昭和二、三、四年加了附记附注，附注为尾注。这很可能和内藤使用毛笔写作有关，不方便使用西文的注释格式。但在印刷时则作技术处理，这也反映了东亚汉字文化圈书写与印刷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内藤湖南

也许陈寅恪回国后，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开始工作，很快接触到王国维这样非常有学问却仍按照中国固有传统做文章的大学者，也跟着不太在乎形式了，他原本就不接受当时逐渐形成风气的白话文，更何况脚注这种形式更是小事。他更注重内容和创见，形式是次要的。他也不需要像德国近代兰克的学生一辈专业史学家那样需要通过规范的学术格式来获得史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当陈寅恪刚刚进入清华学校国学院时，尚未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史学家，更多的是东方学家。这些因素都导致他没有追随他的欧美和东洋同行而使用当时逐渐开始规范起来的脚注形式。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1936年和1938年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了两篇魏鲁南（James R. Ware）英译文章，即《韩愈与唐代小说》和《〈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均使用了脚注，但不是很规范的脚注，甚至多条脚注直接排印汉文。后者中文版于1940年1月刊于《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册，并未使用任何脚注，只有简短的文中夹注，辨析字词。这两篇英文文章都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纪念专号上，显然是编委会约稿，因此尽管魏鲁南按照当时英文论文一般格式将一些陈寅恪引用的传统古籍放入脚注，但并不是标准的脚注。类似的文章还见于汤用彤和陈寅恪一同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1936年第1卷第1期上的《四十二章经》版本考，也是魏鲁南英译，提供了脚注。这也不符合汤用彤中文撰述习惯，汤用彤1933年出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并未使用脚注。应该指出的是，《哈佛亚洲学报》1936年刚刚开始创刊时，也不是所有文章都按照当时西文学术出版物通行的习惯使用脚注，和陈寅恪、汤用彤一起在同一期刊出论文的大多数学者包括中日学者如赵元任、姉崎正治以及俄国学者钢和泰都使用了脚注，而恰恰美国本土培养的学者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文章未使用脚注，而该刊第1卷第2期发表波林 (Birger Bohlin) 有关走访敦煌石窟的短文也无脚注，第3卷第1期上魏勒（Friedrich Weller）的文章也只有极为简略的脚注。这些现象说明当时《哈佛亚洲学报》处于草创时期，作者来自世界各地，从事不同学术领域研究，因此学报对论文统一格式并无严格要求。

魏鲁南译《韩愈与唐代小说》

《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上第一篇文章为林语堂的《支脂之三部古读考》，该文提供了详尽的注释格式，但只是文间夹注，不是脚注。如第五节“驳珂罗倔伦之部收g音说”提到了三位国学家同时独立倡为“之”部读入声说，各有专篇发表，一是胡适于1928年10月至12月间所著《寄夏剑丞先生书》，及《入声考》，登《新月》第二卷第二号，这一篇林语堂未提供页码。第二篇是瑞典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928年正月所著《古代汉语的问题》。这一篇林语堂也没注出页码。第三篇是德国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927年著《关于古代汉语语末辅音的考证》，亦未注出页码。显然当时林语堂引用西文参考文献也只是按照中文参考文献的做法，注出作者、文章题目、发表期刊、卷数、年代，但没有页码。但具体引用原文时提供了页码（第146页）, 如引用高本汉对西门华德的批评：“The mere possibility of explaining the phonetics and the Shi-king rimes in question is not the same as proof,” p. 795。这种引用原文给出页码似乎符合他在德国受过的学术训练，他也和陈寅恪一样1919年在哈佛留学，后来都转往德国求学，后于1923年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一期上赵元任发表了一篇英文短文《听写倒英文》（Transcribing Reversed English），仅仅在第219页有一个脚注，解释中文词“纸煤子”是a kind of paper roll to smoke the water pipe with，但提供了中文摘要。

高本汉

《史语所集刊》上真正第一个使用现代脚注规范的文章是王静如在第二本第二分上发表的《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第171—184页），全文一共12个脚注，脚注连续编号，主要是为正文中以中文提及的二手研究文献提供原文，引用文献有作者、论著或文章名，出版年代，但无出版地和具体页码。如第171页即有四个脚注，第一个是狄维利亚著《西夏唐古特国字研究》，第二个是劳佛以印支语族来推求西夏音值，第三个是聂斯基以汉藏译对照研究少数西夏字音，第四个是伊凤阁。这里面第二个实际是刊登在《通报》中的论文，但论文名称和期刊名称都使用了斜体，未作区分，亦未提供出版年份。第172页则有两个脚注，分别是注5《蕃汉合时掌中珠》以及注6高本汉的著作，引用高本汉这本书时给出了页码，却没有出版地和年份，此书后来由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译出，即1940年商务印书馆刊出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第175页则有注8钢和泰的论文《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并提供了胡适在1923年《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上的中译本信息，但未提供页码。第176页注9引了伯希和的考证，未给出具体文献信息，注10为马伯乐的论文《唐长安方言》。第181页注11是解释半鼻音与舌头运动之关系，而第182页注12解释中原音韵可能与地方音特别西北音不同。这些脚注提供的信息都相对明确，所引二手文献便利读者进行核查。

高本汉著《中国音韵学研究》

和王静如文章可以放在一起考察的是同一份紧接着的高本汉著、王静如译《中国古音（切韵）之系统及其演变》(第185—204页)一文，该文的脚注大都是王静如的中译者注，为帮助读者获得进一步的信息，作者原注很少，只有第95页注7为原注，云《切韵》将山、删分为二韵，后者或是长一点，-am；但对于此种说法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明，所以都写成-an了。一共14个脚注，都是王静如根据自己的理解提供了一些反证，与高本汉进行对话，特别是引用赵元任在清华大学的讲义。如第196页注8说唐写本切韵残卷没有谆部，里头的字都算真部合口，而且赟字是“于伦反”。这篇文章用白话文译出，得到赵元任的指点，译文开头有简短的译者说明，指出自己给高本汉的北平音标改了几点。第185页注1是注明该文译自高本汉的《中国分析字典》引论第二章。王静如的译者说明中说引论中的第三章《论谐声》一篇已经由赵元任译成汉文，即注2《高本汉的谐声说》，载清华《国学论丛》第二期。王静如当时尚未出国留学，他1927年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求学，深受赵元任影响，对语言学颇有兴趣。也许是这种学术传承使得他在赵元任影响下接触到高本汉的著作，并接受了西文学术的通行格式，从而使用了较为规范的脚注。

必须指出，《史语所集刊》早期发表的使用规范脚注的文章大多并非来自史学领域，而是出自语言学领域，如史禄国、林语堂、王静如、赵元任、高本汉等人的文章。中国有些学术领域有很强的旧学传统，如史学、小学等等，尽管陈寅恪当时已经以东方学知名，尚未正式转入史学领域，按理说应该介绍欧洲历史语言学入华，但他并不特别在意学术规范。随着国外新知传入，中国学界的学术研究模式和写作方式都在改变，比如随着欧洲语言学逐渐入华，现代语音学、方言调查的学术新方法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学界，赵元任、高本汉等人的研究和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有很大差别。作为在哈佛获得博士的学者，和陈寅恪一样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教的赵元任、李济就不同，他们的文章大都有脚注。如赵元任早年论文《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有脚注，引用Palmer的英文口语语法，和胡适的《胡适文存》中关于《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中“的”和“得”的比较。所以，王静如在《史语所集刊》上的文章之所以使用现代脚注形式，很可能受到高本汉和赵元任的双重影响。主要在史语所工作，同时在清华国学院兼任讲师的李济，似乎因为获得了哈佛博士，写过博士论文，有过长期艰苦的训练，已经形成习惯，不论中英文论文皆有脚注，并遵守学术规范。他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民族的形成》用了脚注，而他的英文著作也使用了脚注。1930年，李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发表的《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小屯与仰韶》也有脚注。第三期发表的《俯身葬》也有脚注。不过，他在1920—1930年代发表一些中文演讲稿，并非严格的科技论文，所以也没有脚注。

李济

《燕京学报》创刊比《史语所集刊》更早，第一期于1927年6月出版，当时编辑委员包括主任容庚，委员赵紫宸、许地山、冯友兰、黄子通、谢婉莹、洪煨莲、吴雷川等人，大多数编委都有海外游学特别是留学美国的经历。第一期上张荫麟译翟林奈（Lionel Giles）研究敦煌本《秦妇吟》一文是唯一使用脚注的文章，这篇是译文，显然在格式上依照了英文原文。而第二期上张荫麟所著《九章及两汉之数学》一文也有脚注，见第306页，他在解释《九章算术》中“盈不足”一章时指出此为算数难题之一，然后举出一例。其脚注云“十二世纪中‘盈不足’术由中国传入西辽，后由西辽转传入亚拉伯。故亚拉伯人称此术为‘契丹算术’；契丹者，亚拉伯人西辽之称也。其后亚拉伯人又转此术入欧洲焉”。并附上了他实际是引用钱宝琮：“盈不足术流传欧洲考”，《科学》第十二卷第六期第707—708页。除了没有列出年份，其提供的引文信息非常规范。

不过，燕京学报上第一篇中国学者使用脚注的文章却是许地山所著《道家思想与道教》一文，载《燕京学报》第二期，1927年12月出版，当时他也是编辑委员。许先生此文非常规范，首先是绪论，然后按小节分为（一） 原始的道教思想；（二） 道教思想底形成。结论部分并没有提示是结论，只是空一格再开始新的一节。尽管他文章中引用的《道德经》《庄子》《前汉艺文志》《内经素问》等均以夹注形式出现，仅提供篇名，但他在绪论中就以夹注的形式引用了黎弗卡匿（J. H. Rivett-Carnac）的论文，提供了详细引用信息，第261页在讨论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时用脚注解释了八位和十二度：“八位谓八卦之位。十二度即十二次，谓日月交会所在底星次。《书尧典传》‘寅日析木，卯日大火，辰日寿星，巳日鹑尾，午日鹑或，未日鹑首，申日实沉，酉日大梁，戌日降娄，亥日掫(女旁)訾，子日元号（木旁），丑日星纪’。” 后文中的脚注则引用道藏文献《文昌大洞仙经》、印度瑜伽学派文献，以及其他传统古籍，如《隋书经籍志》等。此文脚注颇多，涉及中、印、日等国文史知识以及文献多种。

王盛著《许地山评传》

洪业虽然在美国受高等教育，20世纪20年代初即回国任教，后来长期在燕京大学任教，但似乎一生都不用脚注，即使是他晚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印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也未使用脚注格式。他二三十年代的小文章，尽管有些篇幅极短，且讨论极小的问题，但引用一手二手文献，并未使用脚注来提示版本或文献出处，而且所提示的版本，经常没有年代和页码，并非完整的版本信息，带有旧时代的痕迹，尤其是传统古籍，常常只提示书名和卷数以及篇名，并无具体出版信息和年代。但是，后来其门人翁独健、王钟翰搜集整理出版他的论文集，统一都按照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规范，给提供了脚注，如第一篇《明吕乾斋吕宇衡祖孙二墓志铭考》一文，此文原刊于《燕京学报》1928年第3期，原本无脚注。其门人将此文编入文集重刊时补充了几个脚注。第一个脚注云“雍正《泰州志》卷6《人物志》”，并无提示版本信息以及页码。第二个脚注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3列出泰州的历代地理设置沿革。第二篇为刊于《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1年第1期的《太平天国文件之未经发表者——诏书盖玺颁行论》（第1—2页），只是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讨论他1930年春在哈佛上课时所见英国戴德华君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带回而入藏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诏书盖玺颁行论》抄本，竟然也有四个脚注，第一个脚注提示文中所引《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出版的年份（1926年）和刊行者（北京大学排印），第二个脚注是提示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的出版年代（1923年初版，1926年三版）与出版社（上海文明书局本），第三个脚注是引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卷20“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金陵克复折”，第四个脚注则是提示文中所引“太平天国玉玺考略” 一文刊出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年（1926年），2/2。这些短文都是札记式的短文，大多是介绍新发现的史料，简单考释并提示其史料价值，的确也不太需要出注。如果是论述性文章，需要和其他学者论辩，则需要引用二手文献，或许才更需要使用注释。

William Hung著《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已经开始比较规范，当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待学术规范的态度不一样，实践方式也不一样。现代社会科学似乎更为规范，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陈达1934年刊出的《人口问题》采用横排，乃是非常规范的现代学术著作，有脚注，英文作者、论文有期刊出处、出版者，并提示了详细页码。序也非常规范，系全书导论和铭谢合一，不仅提示了全书主旨、理论依据和方法论，还提示了全书的读者对象，以及成书过程，最后详细列出了致谢名单，以及部分章节先前刊发的刊物，如《清华学报》《社会学刊》《人口副刊》等等，并说自己已将过去已刊文章重写或修正。这完全是现代学术论著的规范格式。

陈达著《人口问题》

当时更流行的学术规范是在论著中使用尾注，此处略举二例。吴雷川1936年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尾注。朱谦之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民国丛书第一编5，上海书店影印）一书有极为详尽的尾注，西文、中文、日文参考文献应有尽有，且大多数文献都注到页码，还有按语，提示一些西文书有多种译本，如前论部分的第一章“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 注70提示了英文《马可波罗游记》（他列出1914年刊）有三种译本，即张星烺译注《马哥波罗游记》以玉尔与高迪（Yule-Cordier）注本为依据，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纪》，以沙海昂（Antoine Joseph Henri Charignon）注本为依据，李季译本《马可波罗游记》，以柯姆罗夫（Manuel Komroff）编订本为根据，并表明自己引文页码来自英译本万人丛书本，汉译则依照李译、冯译，以李译为根据（第42页）。这也许说明朱谦之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难免阅读大量西文文献，不知不觉在注释格式上受到西文风格的影响。

陈垣在早期发表的文章时和陈寅恪类似，也不采用脚注形式，引用传统古籍仅限于书名、卷数和篇名。他在《华裔学志》1935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的英文文章，系由他在辅仁大学的英文秘书英千里译出，即没有使用当时其他西文作者一般采用的脚注形式。《华裔学志》1935年在天主教辅仁大学创刊，由圣言会会士鲍润生（F. X. Biallas）任主编，编委会一共六人，西人和华人各占一半，西人包括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钢和泰（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艾锷风（Gustav Ecke）、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华人编委包括陈垣、沈兼士、张星烺、英千里。编辑部启事仅对稿件内容略作说明，并未对稿件格式作任何要求。早期在上面发表文章的西人学者大多使用脚注，如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卫德明（Hellmut Wilhelm）、福克司（Walter Fuchs）、谢礼士等等。但有两位编委的文章未使用脚注，包括陈垣和艾锷风。考虑到1935年《华裔学志》也是处于草创时期，可能和1936年创刊的《哈佛亚洲学报》一样，都还没有确立统一格式的现代学术规范。

孙邦华著《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不过，陈垣对现代史学脚注传统不太以为然，他在1946年4月8日致陈乐素函中有清楚、详细说明，他认为一篇文章不应该有太多引号，如果引号太多，传写排印时容易脱落出错，行文时能够做到不加引号而让引文与自己的文字分开才可贵。陈垣也认为不应该有太多长达两三行的小注，要陈乐素设法减少小注，改为正文。陈垣认为作注比较适合诗赋铭颂等词章，因为这些体裁字句长短有限制，不能畅所欲言才需要自注，史传散文不应多加注。他说自己近来所写的文章“力避小注，不论引文、解释、考证、评论，皆作正文，此体将来未知如何，我现在尚在尝试中，未识能成风气否也？且要问注之意义为何，无非是想人明白，恐人误会耳。既是想人明白，何不以作正文？若是无关紧要之言，又何必注？”这和陈寅恪对待文章注释的做法基本相近。 

陈超智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

二、现代脚注传统之演进：从中国到东洋

王国维、陈垣等人虽然没有留学欧美，但和东洋学者联系较多。前文也提到姉崎正治1936年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文章也使用了脚注，他是大正时期曾在哈佛任教的日本学者，和欧美学界接触很早。因为明治维新的影响，日本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脱亚入欧运动，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日本学界。日本史学逐渐开始脱离出传统学问变成独立的现代学科，这主要体现在专业学会的成立和专业期刊的创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认为“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其所举出的例子包括白鸟库吉、那珂通世之古史及地理，松本文三郎之佛教，内藤虎次郎之目录、金石，鸟居龙藏之古石器，他说这些人在这些领域“皆有心得，但其意见皆发表于杂志论文，未成专书”。 而外国人对于中国之研究，他举了沙畹、劳佛、伯希和、斯坦因、霍恩雷、钢和泰、福兰阁等人。

考虑到前文主要探讨了《史语所集刊》和其他民国早期的刊物，我想结合梁启超的论述，重点考察日本学者如何在日本专业学刊和专业史学成立过程中使用脚注的情况。日本早期的职业史学家主要指活跃在明治末期、大正、昭和初期的史家，这包括日本史专家和东洋史专家、西洋史专家，不过我会更侧重对东洋史家的考察。早期日本史学家如重野安绎、三上参次等人都不用脚注。明治二十二年（1889）11月1日下午，日本学者聚集在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第十号教室举行第一次会议，成立日本史学会。这一史学专业学会的成立可以看作是日本学术走向现代学科分野之后史学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起点。

梁启超

日本史学会从成立一开始即决定出版学会机关刊物《史学会杂志》，但该刊的启事只列出对稿件内容方面的要求，包括以下几类：国史编纂之论说；制度、文物、衣服、什器之考证；文献书籍的辨伪和解题；提供史料如文献碑铭等杂录；史学会记事。却没有关于文章体例和格式方面的说明。对怎么写文章，要遵守什么规范、格式，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也许它认为因为投稿者限于史学会会员，而这些会员不需要知道如何撰文。当时日本史学会的会员来源也十分广泛，并不限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职业学者，也有很多爱好者、古物收集者、旧书店掌柜等等，只是这些人逐渐接受现代史学规范。19世纪出版的十几号刊物都是文中用括号附注，没有标明页码，没有文献的版本信息。比如，第一号、第二号的文章都没有脚注，作者都是直接引用文献，但未提供版本信息。第二号开始介绍德国历史学家尼布尔和兰克。1889年出版的第一号有白鸟库吉《历史与地志及其关系》一文，白鸟深受德国兰克学派影响，被当代学者认为是日本东洋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白鸟当时似乎并无做注的习惯，另外一例是1897年东京富山房出版的白鸟库吉所编述的《西洋历史》。这本书作为高校教科书，并无脚注，有凡例，正文未提供西文名词，偶尔有年代用括号附出。书末有日文和十六种西文人名地名对照表。凡例解释这书乃为中等教育用的教科书，西洋人所谓西洋史，相当于日本人所谓世界史或万国史。此书略古详今，重视讲述史实，在史论方面较为简略。教师主要解说伟人的行为和时运之大势，但学生应批判考察。西洋的地名、人名如见于汉籍，则出注（比如窝罕、哈什葛尔、阿母河之类）。

白鸟库吉

《史学会杂志》第二号出现了插注附记（杂录部分，第45页），冈田正之所撰《伊达政宗向西班牙国王赠书》一文。介绍伊达政宗的家臣支仓常长受命出使西班牙、罗马等地的赠书活动。他在1889年随星野恒到宫城岩手县采访编年史料。从石田母氏处获得一些案宗，系石田母氏从政宗旧家臣处获得的文献，其中包括庆长十八年（1613）九月四日政宗给西班牙国王的书翰最为珍贵。作者进行了刊布，并在文中用括号附上了注释，主要是为了解释一些较难理解的词。第三号星野恒的《织田信长对僧徒之处置》一文也有夹注，如第19页引用《多闻院日记》元龟元年（1570）三月十九日条。第五号第一篇文章是里斯（Ludwig Riess）的《关于史学杂志编纂的意见》（1890年2月，小川银次郎译），批评之前的几号杂志作者多发抽象议论，未编辑、发表史料，第6页特别提到德国的重要杂志《档案》（Archiv）。第7页提到德国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的贡献；提议设立、编集、发行Monumenta Japoniae Historica，广泛搜集文书档案。他是兰克的传人，1887年应明治政府邀请到日本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日本介绍兰克史学。1921年《史学杂志》第32篇第7号附录发表堀竹雄译出的Vasiliǐ Osipovich Kliûchevskiǐ所著《ロシヤ国史講義》仍然没有脚注。这表明这个刊物出版了30年，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西文刊物当时通行的学术规范和格式，即使是有里斯这样德国训练出来的史学家亲自参与和指导。1921年第32卷《史学杂志》第六号所刊高桑驹吉《赤土国考补遗》一文（第467页），也无脚注，文中夹注所引用的Henry Yule《马可波罗行纪校注》，以直排形式印刷西文，看起来让人很不舒服。

里斯

19世纪最后10年到20世纪最初20年日本出版的大多数文史著作都没有使用脚注，可以列举历史、哲学、考古、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些例证，如1897年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稿·先秦文学》、1898年渡边又次郎出版《近世伦理学史》、1901年东京专门学校刊行松平康国编著《世界近世史》虽然借用了西文资料却无注释也未附西文原文，1902年5月八木奘三郎《日本考古学》、1903年东京光融观刊行村上专精《大乘佛说论批判》无脚注但有天头简注，1907年10月佐佐木多门编著《经济学派比较评论》、1907年大隈重信撰《开国五十年史》仍然采用传统的天头附注格式，1907年7月小川市太郎著《经济学史》无脚注但有天头所附简注，1909年出版的《地学杂志》有英文目录（Journal of Geography）但无注，1910年日本文明协会编辑发行的《比较文学史》尽管引用很多西文文献但无注释，1913年高桥健《考古学》、1915年高楠顺次郎《道德之真义》、1918年11月渡边海旭《欧美之佛教》（东京丙午出版社）介绍欧美佛教学、梵语学的一些最新进展。这些著作没有脚注可能也主要因为当时仍然流行直排印刷书籍。

不过，曾旅居海外游学欧美的日本学者有所不同，如果他们在欧美发表论著，通常会遵守欧美学术规范，除了前文我提到在《哈佛亚洲学报》第1卷第1期发文的姉崎正治，一些在欧洲游学的日本佛教学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版英文论著时均使用了当时欧洲通行的脚注形式，如高楠顺次郎1896年在欧洲汉学期刊《通报》发表的论文、1896年在牛津出版的小书，以及在《巴利文圣典学会会刊》发表的论文。在欧洲出版论著的南条文雄也一样使用了较为规范的学术格式。早在1883年，南条文雄即在牛津出版了《大明三藏圣教目录》，按照西文的习惯用脚注，甚至还有题献（dedication），献辞云该书献给牛津的缪勒教授，以感激和尊敬之情纪念其良善之教学、帮助和同情。1876年6月，南条离开日本到达伦敦，当时他甚至根本不会英文。他先在伦敦学习了两年半英文，随即开始学习梵文。1879年2月到牛津，在那里看到了比尔（Samuel Beal）收藏的明代汉文大藏经目录。这部藏经系日本1678—1681年重印的明代佛藏，1875年由日本政治家岩仓具视（1825—1883）赠送给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1880年9月在牛津留学的南条获准阅读这部大藏经，进而决定编制一部英文目录，以方便英文读者使用这部藏经。他在导言中还列出了他所参考的中文、西文论著目录，的确是一部非常规范的英文学术作品。

高楠顺次郎

不过明治晚期日本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注释的重要性。1904年东京金港堂出版建部遯吾（1871—1945）《普通社会学》第一卷《社会学序说》，书中指出研究学问先要确立其学问的根基，而学问的根基在于了解这一学问研究的对象、性质、范围和方法。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讲述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性质、范围和方法。此书仍用直排形式，而在第7页明确区分本文和注文、冠注。建部认为国语的独立乃是学问独立和社会独立的一大要素，因此在文中尽可能不用外文，而尽可能用日文。用新语介绍新观念、新名目，所以他也担心引入大量新语会造成读者的困扰，毕竟新语的运用缺乏稳定和典雅，同时也使得行文更为芜杂。在形式方面，这本书由本文、注文和冠注三部分组成，本文以大字印刷，主要是讲述作者自己的意见和引述其他学者的一些言说，并进行历史考察。注文也用大字，引用其他人的说法。冠注则主要是引用学者的书目、注释一些语句、一些出典的照应等等，且冠注用数字连续编号。功能上而言，此即西文书所常见的脚注，因为注文在天头，但主要是列出所引文献的信息，属于脚注性质，尽管形式上还是传统的天头。该书在末尾列出了法文参考文献目录。

建部遯吾

建部于明治二十九年夏毕业于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之后选定社会学专业准备进入研究生院，但导师外山正一（1843—1900）教授认为社会学范围太大，应确定一个方面来研究。不过他更感兴趣对社会进行通盘的、基础的研究，因此希望确立对社会学这一学科的面貌作一个了解。1897年参加外山的社会学讲座。1898年7月到海外游学，近距离“观察欧西社会文明之真相”。回来后撰写《普通社会学》4卷，一共12篇、35章、236节，提供学界一个有关社会学的通盘的、基础的研究。每卷卷尾附上了欧文文献总览，以备读者参考。他虽然专攻社会学，但注意从理论和历史两方面入手，认为社会学研究有四个取向：一是完全的研究，要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两者兼顾；二是注重理论的研究，缺乏历史的研究；三是只有历史的研究，没有理论的研究；四是两者皆无，只是模仿前人的研究。

日本学界的脚注传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开始出现，但仍未取得主导地位，仍然存在一个从尾注到脚注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一些有着游学欧洲的日本学者回国发表论著，但也仍然只是使用尾注，而非欧美通行脚注，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日本书籍是直排的缘故，尾注远比“直排脚注”在技术上容易掌握。前文我已经提到昭和初期刊行的内藤湖南著作虽然一改之前完全没有注释的习惯，但也只是加上了尾注。不过，年轻一代学者慢慢开始使用脚注，如曾游学欧洲的内藤湖南弟子玉井是博已经习惯使用脚注，桑原陟藏《蒲寿庚考》也使用了脚注。1922年7月滨田耕作在东京和大阪大镫阁出版的《通论考古学》第三章在谈到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时，引用了法国学者摩尔根提到埃及考古学的泰斗Flinders Petrie批评当时学者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相背离，其实考古学和这两者研究学问的关系都很深，是自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引用了摩尔根的话，最后用了注释，属于引用原文加的文中夹注，但以直排的形式直接印上了法文，不过没有提供详细的出版信息，也没有将西文书名用斜体排印。第30页讨论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时，引用了小金井良精（1859—1944）在《东京人类学杂志》第六卷上所发表的《有关日本石器时代的住民》一文，用括号标出作为文献来源。第219页以下是“主要参考书解题”部分，对十四种主要书籍进行介绍，个别列出了主要目录，这些书也是直接印出西文原文，主要是英、法、德文。1926年小金井良精在东京大冈山书店出版的《人类学研究》用了少量尾注。此书主要研究体质人类学，所以主要谈体质测量，有很多图表和照片，提供了日文和西文参考书目，尾注主要是引用的西文论著。

小金井良精

1922年当里斯的学生内田银藏出版著作时，也使用了脚注，见《史学与哲学》，其注释提供了一些所引用文本的版本信息以及页码，以及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的比较，也解释了一些专门术语。该文很规范，有目次、绪言、脚注、结论，首尾完整。首刊于《艺文》杂志第一年第一、第四、第六、第九号。内田虽然是里斯在东京帝大的学生，后来出国时却选择了去牛津，而非柏林。1927年，桑原陟藏《东洋史说苑》中刊行的论文有不少都有脚注。在哲学界也有类似的现象，如1931年10月松原宽出版的《黑格尔与历史哲学》，东京同文馆，有脚注、有参考书目，也有专有名词索引。因此，到1930年代，日本学者在论著中自觉使用脚注似乎越来越多了。

最后，不少研究近代东亚史的学者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进入东亚的过程，特别注意新思想与新名词之关系，相当多的研究集中在晚清翻译西学作品时新名词的出现。我想简单提示一下“脚注”作为一种域外“新名词” 如何进入东亚辞典，其明确进入东亚辞典的时间大概是20世纪最初10年。如果只是说到注释，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学者在中文论著中似乎脚注、注脚不分，经常混用。胡礼恒编《梨园娱老集》“是集合中外古今宗教、名教、治术、学术一炉而治之，归宿于哲学，以为至治大同之根据” 的大书，而第一册《乐府新声第一册破专制》中提到所谓“注脚”，其“则天徐策”第三首注，“凡作注者，俱在句下，故曰注脚”。这里说的注脚实际上就是句子下面的注释，并非西文所谓“脚注”，西文脚注，特别是英文脚注，乃是footnote之直译。

胡礼恒编《梨园娱老集》

日文则用片假名“フットノート”（或フット·ノート）来指脚注。早在1916年日本《动物学杂志》第28卷（第121页）即提到日文都是直排，而欧文是横排（横刷），所以加起脚注（フット·ノート）来比较容易。1917年《地质学杂志》、1920年《东洋学艺杂志》、1925年《有史以前之日本》都用フットノート这个词指脚注。从《动物学杂志》和《地质学杂志》的情况来看，需要较多引用欧文文献的自然科学出版品对于脚注的注意比较常见。加藤正世1933年出版的《昆虫界》在说明该书的出版细节时，直接用这个片假名指footnote，与勘误表列在一起。山冈谨七《造本与印刷》一书提到欧文排版中的脚注（フットノート）实际上相当于日文的头注（天头的注释），即用活字将脚注以小字排印到每页的最下部，造成本文和脚注之间的空隙。

山冈谨七著《造本と印刷: 出版技術読本》

如果以footnote作为脚注之直译词来检索哪些晚清民初的英汉辞典收了此词或更有旨趣。好在中研院近史所已经编辑了电子数据库《英华字典资料库》，其网站上说“收录1815年至1919年间极具代表性的早期英华字典，由外籍宣教士及语言学家，如马礼逊、卫三畏、麦都思、罗存德、井上哲次郎、邝其照、颜惠庆、翟理斯、赫美玲等人编纂而成。资料库现有字典24套，其中全文输入14套（包含11套英华字典、3套华英字典），合计约有英文词目11.3万个，中文词目1.8万个，对应84万个中英文解释、例句等词条”。这14套全文字典包括1822年马礼逊《英华字典》、1844年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1847—1848年麦都思《英华字典》，1865年马礼逊《五车韵府》、1866—1869年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英华字典》、1872年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1874年司登得《中英袖珍字典》、1884年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1899年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1908年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11年卫礼贤《德英华文科学字典》、1912年翟理斯《华英字典》、1913年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1916年《赫美玲官话》。以“footnote”一词检索，可发现该词最早出现在1908年颜惠庆《英华大辞典》，有两笔记录；亦见于翟理斯《华英字典》两笔，和《赫美玲官话》两笔。其中，最早由中国人编辑的英汉字典是邝其照著《华英字典集成》（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Compiled from the Latest and Best Authorities, and Containing all Words in Common Use, with Many Examples of Their Use，1887），并未收footnote和endnote两词。黄少琼《字典汇选集成》（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1895年香港出版，foot相关词条也是起于foot终于foot-stool（第143页），基本上是重印了邝其照的辞典。到了20世纪第一个10年，事情发生了变化。出现“footnote”一词最早的是1908年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在第930页，有该词，注为名词，意为“A note at the foot of the page”，汉语注释为“页脚注、底注、注解”。这里就明确说是“页脚注”，未使用中文“注脚”一词来解释英文footnote。这本字典编者为译学进士颜惠庆，来自圣约翰大学，有校长作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15年日本三省堂发行的《日本外来语辞典》第395页收了英文词foot-note。蒋英豪注意到梁启超的作品中1904年已经出现了footnote，而梁启超发表文章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中至少出现了10次footnote一词。总而言之，看起来20世纪第一个10年，footnote作为一个英文外来词业已进入中国学者的论述和辞典的条目之中，逐渐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接受。

马礼逊像

结论

本文虽然主要论述史学中的脚注传统之演进，必须注意到中国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近代新史学与作为传统史学逐渐走上不同的道路，因为新思想、新观念、新问题、新格式之输入，新史学逐渐接受域外影响。不过，脚注之接受存在一个长期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虽然汉语词“脚注”早已存在，也在日本较为流行，但似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作为外来语的新词“脚注”（footnote）至晚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才广泛进入中国和日本的辞典和出版物之中。19世纪末叶日本游学西方的学者如高楠顺次郎、南条文雄等人在欧洲发表论著，已经接受欧洲的现代学术新格式使用脚注。但大多数日本学者包括有游学欧美经历的人在日本本土发表论著仍然不使用脚注，也许是因为当时大多数出版物都以直排的形式出现，使用西文常见的脚注在技术上有难度，且对阅读不便。

在20世纪初期，即便在海外受教育的处于“新”史学、“旧”传统交替的中国学者，虽然常常在海外以西文发表论著时使用脚注的新格式，而回到国内以中文发表论文时仍追随传统格式。比如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时使用了脚注，回到国内却仍然使用传统写作格式。而洪业、陈寅恪、汤用彤等曾在海外游学却并无长期参与国际学术发表经验的学者，回国后主要以中文撰述论著，则从未真正接受过脚注格式。年轻一代学者逐渐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开始接受脚注这种外来的新格式，一方面受到西文学术的影响，追随西文学者使用西文的标注注释格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出版物使用横排方式，而使用脚注也就成为很自然的选择。

本文作者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20世纪上半叶，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作为舶来品，更容易接受域外影响，在学术规范方面追赶域外潮流，并在国内学界引领新潮流。在中国出版的西文期刊比中文期刊更注意使用现代学术格式、更为规范。而中西方学者合作出版的刊物如《华裔学志》等则介于两者之间，格式本身似乎并不是刊物特别注意的细节。尤其是草创之初，很多刊物为了吸引知名学者的作品，并不强求这些学者遵守海内外日益现代化的学术规范，不要求使用统一的学术格式。而中国史学也正因为其自身传统源远流长，反而在接受域外新观念、新思想、新规范方面最为保守。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半焉。”然后正是因为史学作为中华固有之学科，在学术规范方面反而并不能迅速接受“域外野蛮精悍之血”。尽管中国“旧”史家倾向于固守传统，民国初期中国学者在国外发表文章、论著，仍广泛接受当时西文出版物通行的脚注格式，而外国学者在中国发表西文论著则也遵守西文出版物的通行格式，并未在中国入乡随俗，追随中国传统做法。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语所集刊》和《历史研究》上率先发表文章的外籍人士都是俄国人，前者是人类学家史禄国，后者是苏联史家潘克拉托娃，他们的文章都采用了西文的脚注形式，这对当时中国学界而言都是一件新鲜事。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作者：陈怀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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